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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

这部电影已经下线了,但它值得你再看一遍

没有故乡就可以不拍电影吗?非要在故乡才能拍电影吗? GQLab2016.07.27
导演毕赣《路边野餐》原本是苏联科幻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一篇小说,1980年被导演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以“潜行者”之名搬上了大荧幕。影迷毕赣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是在大学的放映室,只看了十几分钟,就让他非常生气,他搞不明白为什么电影不能“好好讲故事”。为了写文章批判这部电影,毕赣忍耐着每天看一小段,连续看了20天。等到了最后一天,他忽然感到“毛骨悚然”,跑到宿舍看完了塔可夫斯基所有的电影,从此,他明白了自己究竟要拍什么。2016年夏天,毕赣的第一部长片同样让很多观众不明所以,非常生气。但他很开心,因为有很多人像当年的他一样,选择再看一遍。作为过来人,他将此视为礼遇和褒奖。现在,电影已经下线,如果你也愿意再看一遍,可以去视频网站上找到它,电影的名字和塔可夫斯基当年相中的那本书一样,也叫《路边野餐》。至少,再看一遍之后,你应该会赞同毕赣所说的,这部电影的主题绝对不是“故乡”。对故乡这个词,我越来越警惕了。一开始我是顺其自然的,但被太多的人问到这个问题以后,我发现这个词特别的矫情,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逃亡的人。除了大学三年去读书之外,我一直都在家,现在也在家,所有的亲戚离我都很近,然后我去告诉别人,我要为故乡做什么什么事情,会不会觉得特别矫情?
我之所以选择在凯里拍电影,只是因为30salon的惯性让我在那里有安全感,我也热爱那个地方,包括那里的人、那里的语言,但是这一切肯定不是因为“故乡”那么简单的一个词汇。大家老去提这个词汇,证明很多人还是不太关注电影吧,总要有一种"矫情"的身份才行:如果你什么身份都没有,好像你拍的电影就不高级。没有故乡就不可以拍电影吗?非要在故乡才能拍电影吗?我觉得都不一定。
我从来都不服从,任何事情我都是不服从。
高中的时候上课,每次我都坐最后一排,不带书,不带笔记本,我想睡觉就睡觉,但是我不会不来,我也不会跟别人讲话、扰乱课堂纪律,因为我既然来了,我就要尊重你的规则,但是在规则之下,很多我觉得没必要做的东西,我肯定不做。等到上大学之后,我就来都不来了,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限制了。
30salon中也是这样。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,跟家里人的关系很好,但是我奶奶讲什么,她一看我不愿意,她就不会往下讲,因为知道我不会去做的。那时我姑妈帮我找到了一个在汽车客运站里工作的机会,本来是有直系关系才能进去的,但是我姑妈想办法让我进去,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。(入职)需要参加考试,我前面也都去考了,但最后一天我还是跑掉了,叫我朋友买机票回了太原。
这就是我。一开始我都希望跟他们有个很好的沟通,希望达成他们的意愿,但是最后一刻我就走掉了。如果没有逼我到最后一刻,我一般都是看不出来(不服从)。只要有最后一刻,我就走掉。
如果我的小孩儿是在《路边野餐》之前出生的话,我可能会选择一份稳定、保守的工作,努力在工作里面争取更大的利益。但是我们始终相信,我拍的这部电影是好电影,在这个时代,好电影是不会让作者陷入绝境的。
我在创作上的这种自信是在24岁时建立的。在我20岁的时候,我会一直想,一定要在24岁拍出最好的电影,一定要做最好的导演,但那种“最好”就是一种限制。等到过了24岁,马上就好了,就觉得不重要了,东西好就行,88岁也行。
现在,如果我要拍的东西不是我本身想拍的,只是表露某种才华的作品的话,我有可能不会去做它。比如接下来我会给金马奖拍一个形象片,和赵德胤、陈哲艺导演一起,就是因为那一分钟我能用胶片拍,我也想拍一个等我小孩儿长大了给他看的东西,所以我是有愿望的。
当你经历一些漫长的、写作的夜晚,经历每一个跟你的角色互动的点点滴滴,你就会对你的作品特别有自信。这种自信跟狂妄一点关系都没有,这种自信就是因为你爱它。因为它不是假的,它不是靠灯光打出来的,也许它材质不好,也许它是借来的,但构成它的每一块布料都是你精挑细选的,
这次电影公映的过程中,很多观众都“致幻”了。有一些睡着了,有一些像做梦一样,有一些觉得很难看,有一些说看不懂、要看第二遍——这让我感觉比较惊喜,他的这个逻辑是在哪儿?就像我以前看电影一样,我觉得很多电影难看,但是我愿意再看一遍,尽管我还是带着很排斥的心情在看,但其实我潜意识里面已经喜欢这个电影了。真正的惊喜就在于,很少有这样的电影能真正接触到普通的观众,能让他们拥有这样的体验,《路边野餐》做到了。
在台湾的时候,有一天晚上,那是(路演)最后一场,有两个从香港来旅游的观众看完电影后举手说,导演,我怎么看到最后一个镜头,上面的时间在倒转,是不是我出现了幻觉?然后我就告诉他说,对,是你出现了幻觉。接下来,他旁边的朋友就开始紧张地说,我也出现了这样的幻觉,最后整个影厅,大概有60多个人,全部都开始惊恐,除了那些看过第二遍的观众。最后,我告诉他们:骗你的(这不是幻觉)。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,因为这说明他们看得很认真,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进入那个情境,分不清梦幻和现实的边界。跟观众躺在一起,享受那个幻觉的体验是最美好的。
电影《路边野餐》海报唱《小茉莉》的那一刻,是《路边野餐》里面最纯真的一刻。那一刻可遇不可求,是我整个职业生涯都要去追溯的。
为了要让那一刻成立,我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引导,最后成为那个样子。因为我的小姑父(陈永忠,电影里陈升的扮演者)跟我工作有五年了,他已经非常熟练了,他也不害怕镜头,所以我要让他唱一个“尴尬”的感觉是很难的。一个人遇到自己的爱人,然后唱一首歌给她,那种感觉一定是尴尬的、生涩的。
拍《路边野餐》的时候,我发现他最害怕的就是当众唱歌。他每天都会问我,什么时候排练那首歌,我就说明天,然后明天又问我,我就说明天。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,我才让他排练,而且不能跟我的乐队一起排练。所以电影里他上场的那个时刻,我没记错的话,就是他第一次上场,要不就是第二次。他会特别疑惑我为什么唱这首歌,我怎么会去唱这种歌。那就对了,你有排斥的心情,你不能理解这首歌就是对的,因为你唱了才能理解它。等到唱完的时候,他自己也潸然。
后来我又拍了第二遍,等到要拍第三遍的时候,天已经暗得不行了。我又回头看第一遍,觉得那一刻已经很够了,已经很好了,其他所有说我不好的都愿意接受,只要有一个观众认为它好就够了。如果有观众可以宽容地看待这个镜头的话,他得到的会比我更多,因为能理解那一刻是多么动人的事情。现在的电影真正能动人的又不多,如果《路边野餐》有一刻动人,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而且,它必须是持续的、完整的,不能是通过剪辑到达那一刻,必须是骑了那么多车,翻山越岭,经历了那么多事,天色也渐暗。
其实“完成度”对我拍这部电影没有那么重要,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什么,获得什么对我没有那么那么重要。而且我也没有一个工业化的团队,本身完成度就没办法建立起来。那我要的是什么?要的就是我自己也要相信那一刻。我相信的秘诀是什么?就是因为我和他们都一样,我也走了这么一段,我在旁边听他唱完这首歌,我用不同的介质去记录它,5D3,电视台机器,DV,那才是我想要的。
(名和利伴随着电影的成功而来,以后你还能不能保持纯真的那一刻?)
我现在说“能”,大家也不一定相信,我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,就看我接下来怎么做。但我对那些真的没有诉求。从小我要买什么,我妈就给我买,我又没有少过什么。虽然我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,我妈开理发店,个体经营,但我想买什么好看的漫画,她就给我买。我跟我太太在一起,说要买房子,就想办法买房子。当然肯定也有某种范围的束缚,但我从小就是得到满足的,我唯独不满足的就是创作里面的那些东西。
我对于人的那种“关系”的欲望会特别特别大,比如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,我就想让他回来。但是你说我想要几百块钱,我觉得真的还好。我也有真的没钱的时候,比如我和录音师梁凯开婚庆公司,当时就是很穷,那么穷的情况下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吗?我买了一条金毛。那不是“作死”吗?最后没的吃了,我吃面条,它也吃面条。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回溯的时候,真的没有一点觉得当时不好。在那种情况下,我跟我的录音师能做出那样的事情,我相信再没有会比那个时刻更窘迫的了。
当你真正理解艺术的那一刻,你一定是不幸的。而且你要通过那么多东西,你才能理解到它。但如果这一刻还能变成作品的话,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。
口述:毕赣,1989年生于贵州凯里,2011年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。2012年,他拍摄的短片《金刚经》获香港 ifva 电影节特别表扬奖。2015年,他的长片处女作《路边野餐》获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、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奖,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,以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等。采访:鲁韵子、康路凯  整理:康路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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